破解高三困局:北京十一學校改造高三

破解高三困局:北京十一學校改造高三

破解高三困局:北京十一學校改造高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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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年畢業活動中的潑水節上,校長李希貴和同學們。李強攝“成人禮”上的學生。官天攝編者按:不久前,一位教育廳長建議“廢除高三”,理由是“高三反反復復復習,把孩子的思維搞得變形瞭,使他們對知識的欲望、對知識的興趣磨滅瞭”。廢除高三,隻能是把高二提前變成高三。而北京十一學校提供瞭更現實、更積極的出路:改造出不一樣的高三來。升學率像一個魔咒。以提高這個數字為目的的教育改革,不是理想的改革。但評價一項教改的成敗,在當下的中國又無法繞開它。北京十一學校2012屆畢業生,三年前入校的中考錄取分數線排在海淀區的第6位,三年後,高考600分以上的人數位居全市前三名,這樣的成績無疑將提振十一學校繼續推進教改的信心。 上述高考成績,不是題海戰術的“戰果”,而是在保護、激發學生學習興趣,關註學生個性發展與情感需求的前提下,水到渠成的體現。學校如何保護學生,弱化高考指揮棒的負面影響,如何在這一年保持他們對學習和生活的熱愛,如何讓高三的教育堅持尊重規律、著眼長遠,十一學校的探索給瞭我們啟示。可能有人會認為,在這所擁有雄厚師資力量的學校進行的高三課改,難以在眾多普通中學推廣,但毫無疑問,它代表瞭一個正確的方向,至少,各地的“超級中學”有條件群起而改之。6月8日,北京市高考結束後的第一天,一些畢業生又出現在王春易老師的生物教室裡,有的翻看教室書櫃裡沒有看完的書,有的在探討因高考暫時擱置下的問題,還有人就是來看看自己曾經照顧過的花草魚蟲。 十幾天後,北京十一學校的這些孩子依依不舍告別瞭中學時代。在豐富的畢業活動中(包括謝師會、潑水節、畢業典禮和舞會),他們用擁抱、熱淚、潑水和動情的語言表達自己對學校的情感,並為每位老師獻上獨特的“答謝詞”和禮物(如烏龜抱枕、手工制作的元素周期表、貼有每位同學照片的相冊)。校長李希貴在潑水節上被學生潑得渾身濕透。他很享受這種看得見的“平等”,“反擊”起來也毫不手軟。因為高考,高三幾乎與“壓抑、枯燥、疲倦”等詞畫上瞭等號,但十一學校想用“生動、淡定、有追求、很陽光”這些積極樂觀的形容詞重塑高三的形象。“高三也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,我希望學生們愉快地度過。”李希貴說,“如果這一段時光沒有過好,埋下痛苦、苦悶的種子,未來就會結出苦惱的果子。”十一學校在過去一年,致力於改變適合“苦悶的種子”生根、發芽的土壤。它大幅度縮減課時與題量,把大部分時間還給學生,激發他們自主探究的活力,使得他們在緊張的學習中依然保持對生活與夢想的熱愛。高三不改變 不是真正的教改高三學年伊始,葉大傢就向生物老師王春易提出:這一年,我不上你的課,也不做作業,行嗎?她如願以償。王春易32歲被評為特級教師,以引人入勝的講課見長。她還批準瞭另外幾名學生的申請。在十一學校,符合一定條件的學生有申請不做作業、不聽課的權利。每個人都可以靈活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和進度,以他們喜歡的方式學習。大一統的教學方式在這裡已經不受歡迎。總的來看,這所學校的高三顯得有點“散漫”,它難免緊張,但壓力已明顯減輕。許多中學害怕看到學生松懈的狀態,會刻意營造一種“高壓”的氛圍,把這些標語貼在教室:“今日瘋狂,明日輝煌”、“血狼精神,與我同在”。十一學校卻在高三提出新的主張:“將自主學習進行到底”,“講給別人聽是最好的學習方式”。它重新定義瞭“課堂”的含義,在《十一學校行動綱要》中指出:課堂是學生學習的地方,是學生的舞臺,並非教師展示自我的地方;減少講和聽,增加說與做;學生已經會的不講,學生自己能夠學會的不講,講瞭學生也不會的不講。這些觀點是全體教師討論的結晶。不過,要在高三繼續這種“課堂”,一些老師擔心高考成績會受影響。普遍存在的觀點是:教改隻是高一高二年級的事,而到高三,放棄之前的探索,重新回到應試的老路,帶著學生們一頭紮進題海,是正常而現實的選擇。但王春易說:“如果高三不變的話,自主學習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變革。”她和生物學科組的同行,此前一年都在探索自主學習課堂,在高三是該堅持還是放棄,她也經歷瞭猶豫和糾結,最終在去年6月18日的高三年級會上堅決表示:“我們絕對不會回到從前,絕對不會重新占領課堂,絕對不會像過去那樣事無巨細地串講每個知識點,不會再由老師總結梳理知識網絡圖,一黑板一黑板地寫。”學習有瞭動力 學習就會快樂學校在爭議聲中以大幅度減少課時的方式,迫使教師們尋找新的教學策略:高三的每門課每周由6課時減少到4課時。晚上與周末都不補課,下午的大部分時間安排學生自習。一些從教二三十年的老師聲稱,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,“心裡很不踏實”。但化學組的一項統計表明:做完一套試題,大約隻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有問題,“如果在全班統一講題,三分之二的學生隻能是陪讀”。而大部分問題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就能得到解決,十道題中真正需要老師講解的,可能隻占五分之一。老師們告別瞭“從頭講到尾,口吐白沫,還覺得時間不夠”的狀態,以前需要講授8個課時的內容,現在隻需講兩三節課。事實證明,把課堂交給幾十人主導遠比一個人的表現更加精彩,而且避免瞭在高三反復炒“冷飯”的枯燥與低效。教學方式的改變能使舊知識煥發新活力。十一學校的畢業班學生不能隻顧自己的學習,他們還需要承擔起指導同伴的責任,與大傢一起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理解。譬如葉大傢,她復習生物的方式就是為同學“答疑”,她經常在教室裡大喊:誰有問題就找我啊。而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成為某堂課、某份試卷的“主講者”。在馬萊絲的班上,他們會按照名單輪流講解英語試卷。“把一套試題分析透徹,比做很多套更有用。”她說,當時有“拼命要把別人講明白的沖動”。高三讓人詬病的原因還在於它的急功近利,“高考考什麼,就學什麼”,使得它成瞭機械應試的“重災區”。但十一學校大膽提出“不唯高考,贏得高考”。他們認為,在高三還需要繼續為“培養有想法的學生”努力。有想法的學生都“有問題”。高三年級的老師樂於看到孩子身上萌發的問題意識。一些人開始質疑權威、教材或命題,讓王春易感到欣喜。在她的課上,有價值的問題會得到表揚,而提不出好問題的小組則要接受“命5道題的懲罰”。生物課像它研究的世界那樣多彩,由閱讀課、小組討論課、動手實驗課、習題分析課、師生問題討論課、教師精講拓展課、試卷講評課等組成。語文教師黃娟在高三思考的,是如何讓這門學科“植根於生活,關註人的內心感受,讓學生有自己的想法,而不單純為瞭高考”。她引進“時評”訓練學生的思考與寫作,先後編成10個專輯,包括小悅悅事件、喬佈斯之死、虎媽狼爸現象、動車事故等。在這些專輯中,沒有“一言堂”,她提供觀點鮮明的文章,以及深入多元的信息鏈接,供學生討論。十一學校也有高考前的“百日宣誓”,但它的主題耐人尋味,帶著調侃的味道——“來真的”。誓詞出自學生之手,但強調“心無旁騖,樂學為先”;“成敗何懼,但求無憾”。十一學校希望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,“當他們有瞭動力,學習就會變成快樂的事情”。 事實上,近些年該校一直致力於課程開發和試驗走班選課,希望建立起適合每一個學生的分級分類課程體系。高三學部副主任杜志華老師介紹說,這些學生從入校之日起,就被要求學會管理目標、時間、方法、毅力和身體。高三正是檢驗這一學習成果的時候。他們各自制定並努力執行與眾不同的課表,那些獨特的學習計劃常常精確到“分”。從期待老師寫下一黑板、一黑板的知識點到自己通過研究、分析、歸納、總結,把書“由厚讀薄”,再 “由薄讀厚”,馬萊絲說,這種感覺很美妙。“原來是畫重點,到高三下學期,開始往裡添東西,看到一句話,能想到某道題,以及對某個知識點的深入理解。”她強調說,“就是在看的時候,腦子裡會蹦東西。”樊世奇則表示,她已具備這種能力:對於歷史、地理與政治幾門課,隻需要三四張A4紙就能歸納出一本書的重點內容。把題海變成遊泳池生物組組長王春易和她的同事發生瞭爭論。她主張每天佈置給學生的題量,隻能打印在一張A4紙上。但其他老師堅持選用B4紙,它比前者要大一倍。“我是組長,必須聽我的。”王春易說。但老師們在排版上動瞭腦筋,把A4紙排得很密。高三學部主任田俊說,精選習題,不搞題海戰術,避免學生自主鉆研和消化的時間被架空,是十一學校高三課改的重要思路之一。克制厭惡情緒,反復做題,是無數考生的學習常態。6月8日,河北某中學的一名畢業生,在網上展示瞭她高中的大部分考卷,堆起來高達2.41米。即便北京的中學,大都也不敢輕視題海戰術。鄧琪君的初中夥伴在另一所中學讀書,她在電話中抱怨“每天除瞭聽課就是做題”。“她連上一份卷子錯在哪裡都不知道,就開始做下一份瞭。”鄧琪君說,“他們的作業是我們的好幾倍,每天晚上還要補兩節課。”方習鵬是一位有27年教齡的物理老師。他說:“每年的高三,師生都很辛苦。就考那麼點東西,做瞭太多太多的無用功,得不償失。”他在去年暑假迎來變化。高三年級組奮戰兩個多月,打破知識點的條塊分割,編寫出各學科的復習規劃書,把精華濃縮在一至兩本冊子裡(如化學規劃書僅140頁)。“如果老師能夠對考點、試題進行有效的提煉,就能有效減輕學生負擔。”方習鵬說。要讓學生跳出題海,老師必須跳進題海。老師們浸泡在茫茫題海中,打撈最有價值的習題。有人一天的睡眠不足4小時。“不做題不行,傻做題也不行。”數學老師崔君強說。他佈置的作業很簡單:“每日一練”的幾道基礎題(不會超過15分鐘)和每個專題精選出的6道題(一次僅留1~2道解答題)。對有額外需求者,針對性地再提供兩道題。“不規定必須做多少,把選擇的主動權交給學生。有的題就印10份,叫‘餐後甜點’,誰需要就提供給誰。”崔老師說,學生們在高三“快樂地累著”。 “做老師給的題目,覺得很爽、很有趣。”張蕾說,她在英語作業的記錄表上,幾乎每天都畫一個“笑臉”,表達內心的感受。“老師把大的題海變成瞭遊泳池,很大幅度降低瞭我們溺死的風險。”張蕾笑著稱贊那些“救生員”。和很多同學一樣,她每天隻做老師佈置的題目,平均一門課的作業時間隻需半小時。校方對15個班作業量的一次隨機抽查顯示:他們花在物理、化學和生物等學科上的時間平均為39分鐘、38分鐘和35分鐘。十一學校的這些主張曾讓一名記者感到疑惑:難道你們不重視高考升學率嗎?答案當然是否定的,隻是它重視的方式與別的學校不同。“我們特別關註優異的成績是如何獲得的。”李希貴說,這關乎學校的育人目標。他認為,研究學生20年後需要什麼,比關註多少學生考上北大清華重要得多。“必須給學生時間,這樣,他們才有可能在這一年裡學不一樣的東西,學他需要學的東西,學對他最重要的東西”。高考不能替代生活與夢想也隻有跳出題海,學生才有時間和心情在高三過自己的生活。“在十一學校生活期間,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?”王宇橙的回答是:養薄荷的經歷。他在調查問卷上寫道:“我承擔瞭養薄荷的責任,起初並不上心,偶爾澆澆水。一次放假歸來,發現它們幾乎幹死瞭,我很後悔、很自責,之後悉心呵護它們,每日澆水、松土、梳葉。此事讓我學會瞭擔當和負責。”他認養的薄荷與綠蘿、虎刺、歲歲紅、蟹爪蘭、巴西龜、青蛙等動植物一起,被放置在生物教室。高三一年,學生與生靈一起成長。他們中有人會在兩個多月裡每天去觀察一條金魚“懷孕”的情況,結果發現它是飽受腹脹之苦。一名女生在緊張的學習中還為一隻小青蛙的死亡,“傷心瞭好幾天”。“我希望從我們教室走出去的學生,不僅成績好,而且熱愛生活、關愛生命、敬畏自然。”王春易說。但歷史老師趙文龍在網上看到的另一種高三生活,卻更有代表性:一所中學的晨練,學生一邊跑步一邊看書。“我感到震撼和悲哀。”他說。在沉重的高考壓力下,一些中學生選擇撕書、燒書的行為發泄內心的壓抑。十一學校的畢業生卻舍不得扔掉自己用過的書,他們在校園裡擺起地攤,低價把書賣給師弟師妹們。蔣欣則把書搬回瞭傢,其中包括30多本他在高三買的中英文小說。他的另一個同學則喜歡與龍應臺、韓寒、沈從文等人在文字中相遇,她每月要看兩三本書,每天中午還要奉獻45分鐘給唱歌、跳舞。一些學生認為,他們不隻是在為考上好大學而努力,而是在為自己的夢想拼搏。睡在樊世奇下鋪的同學,想當作傢,一直在寫小說,高三下學期還創作瞭一個清朝人與蛇的故事。另一名女生,以後“想在一條街上開無數個鋪子,每個鋪子都能滿足人們對不同職業的需求”。她找政治老師分析試卷,卻花瞭很多時間和他談論這個夢想,得到瞭老師的認同,“回到宿舍後激動得一邊叫一邊跳”。這不是一群兩耳不聞窗外事、一心隻讀高考書的的學生,內地孕婦赴港生子事件、南海局勢、毒膠囊、足球、電視劇《心術》、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等,都會成為他們課餘談天論地的話題。但高考來臨,他們還是不得不放棄一些愛好。樊世奇從四年級一直寫到高二的日記被迫中斷瞭,隻能隔三差五“記一記”。另一名女生周末回傢也很少再串門。小姨甚至不敢輕易給她傢打電話,怕影響她的學習。體育課還堅持上,每周兩節,自由選擇喜愛的運動。但在海淀區組織的第一次模擬考試結束後,一些同學想占用體育課復習,被班主任“轟瞭出去”。高三學生大都把自己的社團交給瞭學弟學妹們“經營”,但繼續受到學校大型活動的青睞。去年年底,他們和打扮成“加勒比海盜傑克船長”的校長、扮演哈利·波特、佐羅、唐老鴨和米老鼠的老師們一起,加入瞭校園狂歡的隊伍。在模擬五洲城市運動會上,高三年級也奉獻瞭精彩的創意和節目。薛柳君所在的10班代表悉尼,她花兩周時間設計、制作瞭一個高三米、寬六米的悉尼歌劇院模型。當它挺立在操場時,全班同學拼命鼓掌。“那一刻帶給我的激動和興奮,在我的心中永遠都不會消失。”她說,“我居然還有時間在高三做瞭這樣一件事。”他們還組織瞭“成人禮”,每個班自行設計蛋糕,排練一個節目。馬欣然所在的文科五班經民主投票後,決定設計車型蛋糕、演唱改編版的《老男孩》。她的母親特意從黑龍江飛回北京,和丈夫一起,見證那個時刻。傢長們給各自的孩子寫瞭一封信,祝願他們今後的人生如成人禮的主題:怒放·光芒。會最懷念“老師、同學,高三快樂的日子”6月5日,高三年級的最後一課,任課老師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學生們的關愛。文科5班的老師給他們送去瞭巧克力、賀卡和貼心的鼓勵。歷史老師趙文龍有感情地朗誦瞭他為學生們寫的《九萬裡風鵬正舉》。在下午的班會上,孩子們要求對中國教育持批判態度的歷史老師“用5句名言表揚中國的教育體制”。“他很囧,憋瞭半天也沒說出來”。5班的同學熟悉每位老師的特點,“要抓住老師們好玩的地方,給他們出題表演”。地理老師趙蓓擅長心理輔導,同學們請她“撫慰班上的一條抑鬱的狗”。平時很安靜的英語老師則被要求用印度式的“咖喱英語”介紹十一學校。數學老師是遊泳健將,他假裝和語文老師喝得大醉,還要去遊泳,但被語文老師想盡辦法轟出瞭泳池。學生們的這些創意看起來是對師道尊嚴的“冒犯”,實際上折射出瞭師生感情的融洽。《十一學校行動綱要》強調,良好的師生關系是確保師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條件和基礎。“應該親情如父母子女,友情如同伴朋友,嚴而有格,愛而不縱”。李希貴為這種師生關系的孕育提供瞭某種條件。他甚至很少出現在高三年級,“不想讓老師感到很有壓力”。 他說,如果學校總是強調升學率,哪怕隻提高一個百分點,老師都會壓力很大,“勢必傷害學生,傷害教師,丟掉許多東西”。隻有當教師不是緊盯著升學率去追求的時候,他們才有可能去關註其它。蔣欣則同情他過去的一位同學,他所在的學校把尖子生都集中在一個班,每次大考,淘汰一批,吸納一批,“完全唯分數是舉”。不久前,樊世奇和另一所高中畢業的老同學一起玩,正好遇見同學的老師。“她就拉著我跑。我覺得不可思議。”樊世奇說,“如果我碰到老師,會拉著她的手一起玩。” “我們的老師不是用高壓來贏得尊重,而是用尊重贏得學生的尊重。”蔣欣則總結到。他們喜歡私下裡找老師聊天、撒嬌,或者哭訴自己的成績。老師們提供的大都是鼓勵而不是壓力。有同學說,在老師身邊待一待,隨便聊幾句,心情就會放松。過去一年,王春易沒再像以前那樣抓學生補差,但主動找她的學生卻不少。她和同事們渡過瞭“一對一交流次數最多的一年”。他們每天晚上待在辦公區,恭候學生上門提問。校方對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,想瞭解他們以後“將最懷念什麼”,王玉勍同學的答案是:“老師、同學,高三快樂的日子。”6月7日,高三年級的老師穿上紅色衣服,與學生擊掌、擁抱,把他們送進瞭考場。高考後,一些學生還惦記著教室裡的動植物,此時,薄荷、青蛙和小金魚們已經有瞭新的主人:即將升入高三的學生。(中國青年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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